黄河口的移民风情

黄河口的移民风情

问咱老家在何处，

山西洪洞大槐树。

老家名字叫什么，

山西洪洞老鸹窝。

一首凄凉的歌谣，唱了几百载。沿着漫漫拓荒路，唱遍了大半个中国，唱出了辛酸的传说……

  黄河三角洲，一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“宽乡”。是流民的归宿，是拓荒者的家园。洪洞与枣强，成了黄河口移民永世难忘的一处心中的圣地……

兵祸天灾大移民

大灾大难大战乱，伴随而来的是大移民。元末明初，河南、山东成了义军、元军各路军阀混战的主战场。兵燹加洪、涝、旱、蝗，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中原人口锐减，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十室九空，民众流移。

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。拓疆定乱如昙花一现。元末,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尽露无遗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。元统治者残酷地压榨中原各族人民，其形势如枯柴干薪，只要有一粒火星，就呈燎原之势。一首《小令》，道尽元末之态：“堂堂大元，奸臣当权，开河变钞祸根源，惹红军（红巾军）万千。官法滥，刑法重，黎民怨。人吃人，钞买钞，何曾见?贼做官，官做贼，混贤愚。哀哉可怜!”所谓“开河”，是指修治黄河，官吏们趁机捞钱。所谓“变钞”，是指滥发新钞，变相掠夺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，白莲教教头韩山童、刘福通在黄河堤旁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，然后又四处宣传：“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果然时隔不久，石人出土，民心骚动。韩山童、刘福通立刻聚众三千，杀牛宰马盟誓祷天，揭竿而起宣布起义,史称红巾军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，与蒙古贵族军队展开生死较量。中原大地、江淮一带，十人九亡，血流成河。红巾军军歌曰:“风从龙，云从虎，功名利禄尘与土。望神州，百姓苦，千里沃土皆荒芜。看天下，尽胡虏，天道残缺匹夫补。好男儿，别父母，只为苍生不为主……”

战火频频，天灾连连。水、旱、蝗、疫，接踵而至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元末40余年，旱、涝、洪、蝗灾害频仍，仅山东就达18次。元朝最后一个皇帝至正四年(1344年)，黄河在曹州、汴梁等地三处同时决口，百姓被迫迁走45万余户。蝗灾助纣为虐，元至正间25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次。特别是元至正十九年(1359年)，冀、鲁、豫等地水、蝗并至，百姓“大饥”，“民食蝗”、“人相食”的惨状不绝于册。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幼时逢旱、蝗之灾，父母及兄相继而亡，邻人赠地殓葬。后来伤心地说：“生者为衣食之苦，死者急无阴宅之难。吁，难哉!”

1368年，朱元璋击破各路义军扫平元残余势力后，于南京称帝，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

二十年战乱终于休止，但九州疮痍，一片凋敝。对此情形，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、与民休息的政策。他说：“初飞之鸟，不可拔其羽；新植之木，不可摇其根。”朱元璋称帝不久，外地州县官来朝见，朱元璋对他们说：“天下初定，老百姓财力困乏，像刚会飞的鸟，不可拔它的羽毛；如同新栽的树，不可动摇它的根。现在重要的是休养生息。”

朱元璋毕竟是农民出身，从小当过和尚，讨过饭，在死亡线上挣扎了许多年，所以他能注意到农民的疾苦，在移民过程中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。1370年，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，鼓励开垦荒地，并下令：北方郡县荒芜田地，不限亩数，全部免三年租税。他还采取强制手段，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。对于垦荒者，由政府供给耕牛、农具和种子。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，朱元璋即位不久就提出了将山西百姓迁往“土地宜桑枣，民少而遗地利”的山东、河南的主张。

既免除三年的赋税徭役，又给钱安家购农具，这政策还算可以。就这样，洪武年间移民八次近百万人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明太祖朱元璋死后，建文帝登基。坐镇北平、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借口“清君侧”，发兵南下，夺取江山，是为“靖难之役”。燕军首攻河北，次取河南，再掠山东，后逼南京，双方在中原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，江北一带又遭战火，赤地千里，荒无人烟。建文二年(1400年)四月，燕军大败政府军于白沟河(河北雄县)，杀死、溺死十几万人，尸首横陈100多里。冀豫之间有个“十八村联合会”，原来是一乡民自卫的民间组织，竟被燕军杀得只剩狐、刘两家。

好大喜功的燕王朱棣即位后效其父作为，开始了永乐大移民。明朝洪武至永乐（公元1368—1424年)50多年间，在洪洞古大槐树处的迁民，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，范围最广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移民之举，移民所到之地，遍布我国二十一个省市，仅在山东就有六十多个县区。

百万移民自山西  中原大地战火蔓延、灾荒肆虐之时，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省，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。东有太行，西有吕梁，南倚黄河，北靠长城，山西自古以来易守难攻，十分险要。加上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地下矿藏丰富，中条山“千樟松柏”“桧柏交错”，交城山、姑射山也是“老柏满崖”，汾河水碧波荡漾，至明初也没太大的改变。所以百姓生活比较安定。同时，山西当政者察罕帖木儿、扩廓帖木儿父子为人十分精明，从来不在山西打仗，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，客观上却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。加之山西风调雨顺，人丁兴旺，因而也产生了地少人多的矛盾。一边是遍地灾荒，一边是繁衍生息，中原和山西人口严重失衡，从山西省往外移民，也就成了首选。

为何洪洞县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移民聚散之地？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，而洪洞县又是当时晋南最大，人口最多的县。交通四通八达，为山西出入各省之门户。据记载，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，寺院宏大，殿宇巍峨，僧众很多，香客不绝。寺旁有一棵“树身数围，荫遮数亩’”的汉槐，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。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，甚为壮观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，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分散之地。移民远去回望，目之所及，自然就是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了。

黄河口移民风情异

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，黄河三角洲先后有三次大的移民迁入高潮。第一次是明洪武、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，大都分布于黄河三角洲中西部地区；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南的移民，大都分布于，如一村、五村、二十五村等；有村庄带“林”字的，如建林、友林等；黄河入海口附近，越过黄河主流往北，则逢村必有个“屋子”缀尾，如张家屋子、利城屋子…….再向西南至三角洲顶端，则多是刘家、李家、孙家…….迥异而又奇特的村名，记载着历史印痕，诉说着忧患兴衰，验证着沧海桑田。

以家族姓氏打头的村庄，昭示着黄河口久远的移民之路。究根寻源，黄河三角洲移民最早始自北宋哲宗（1086年）年间。至元末明初，形成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。元朝末期，就有从内地往黄河三角洲近海一带的垦利、利津迁移的民众。到了明朝的洪武、永乐年间，移民规模加大，朝廷有组织地从陕西、山西一带往黄河入海口一带移民，并以山西洪洞、河北枣强为集散地。黄河三角洲顶端的大多数村庄就是那时形成的。如黄河三角洲顶端的利津县北宋镇，102个村中有71个是明洪武元年、洪武二年由山西洪洞、河北枣强一带迁来的。黄河三角洲上流传至今的古老民谣：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？山西洪洞大槐树”，“要问祖上在哪边？本是直隶枣强县”，“鼻祖东迁离枣强，公输事业姓成庄”，就是明初大移民的佐证。近的还有淄川、滨州、博兴、章丘，远的有浙江、湖南等地盐民、盐商、灶户、逃荒户到这里定居形成的村落。这期间的村名，多以家族姓氏打头，如王家、张家、单家等。位于黄河三角洲顶端、现利津县北宋镇梁家村，于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梁氏始祖梁中森由直隶枣强迁此立村，取名梁家。离此村4公里处的簸箕刘家，与梁家同年安置，立村人刘强、刘景兄弟二人由河北直隶枣强迁此，因以祖传手艺编簸箕为业，也是为了与其它刘姓村名有所区别，故村名为簸箕刘家。船王，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，村址紧靠大清河，居民以养船为业，人称“船王”。张窝，明初张姓由山西洪洞县迁居到利津，初来时没有房屋，多年住在窝棚里，人称“张家窝棚”，年久之后改称“张窝”。买河，枣强移民初来时，住在河边，后来河水改道，有一个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，远近闻名，村子也被称为“买河”。其它如张锢镥（修瓷器的）家，锭杆子刘家等。还有以方位、地理特点为区别的，如前张家，后张家，坡韩家（在斜坡地上立村）等。资料显示，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凡是带“家”字的村庄，多是散点式安置，单姓立村，同姓的则以传统手艺、方位予以区别。当然，也有双姓、三姓、四姓的，如董王庄，吴苟李家，崔王张于家（后因黄河决口此村地被黄沙，遂名为沙窝于家）。这是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区别于以后几次移民的一大特点。

以序数为名的村庄，曾经是一幅洪水肆虐下的流民图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6月19日，黄河在河南兰阳决口夺大清河道自利津入海。此后百多年间，黄河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，淤出了大片新淤地，形成了以垦利县渔洼为顶点，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黄河三角洲。新淤地草深林密，土地肥沃，自民国初年便有因洪水酿灾而失地的流民前来开荒种地，进而成为国民党政府一处新的移民点，曾专门设立“滨（州）蒲（台）利（津）沾（化）广（饶）淤荒设治筹备处”，将灾区人民迁到黄河口开垦荒地，自谋生路。1935年，黄河在山东省鄄城董庄决口，淹及山东荷泽、郓城等15县，灾民达250万人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将4200余人迁移到了黄河三角洲，这些灾民按每组200人被划成了八个大组和若干个小组，在现在的永安镇周围安地建村，并以一村、五村、七村、二十五村这样的序数命名村名。此后，“八大组”成了这一区域的共称。饥肠辘辘衣不摭体的难民们掘地为室，结草为庐，烧荒种地，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七十多年过去了，序数村名仍在沿用，有的村民因地泛碱另择位置建立新村，也仍然保留了序数的村名。

在这新淤地上，还有一些以数字为名的村庄，如十八户，二十一户，是以当时建村的户数多少为名；头段、二段、三段、四段，则是在分配土地时将地自西向东划分成段，移民居住在哪一段，立村时就以那一段为村名；六百步村、一千二村，是以一方土地的长度为村名的。仅有20来户的一千二村曾经地处黄河滩区，某年凌汛漫滩，该村被冰水围困，一时误传1200个村庄被淹,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。再如二十师、二十七师、二八旅等村名，与军队屯垦有关。1930年，盘据山东的军阀韩复渠看上了黄河口这块风水宝地，派部队来此跑马圈地并划分等级，分配给下属所谓功劳兵耕种，原来的垦荒户敢怒不敢言，忍气吞声地成了佃农，二十师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七七事变前，这里是山东军阀韩复渠部二十师的军管地，事变后军管人员撤走，土地又归佃农，村名仍叫二十师。带营、寨、官、道等字的村庄也与军队有关，多分布在沿海边防要塞和屯垦地区。如三角洲南部大营乡的任家大营、陈家大营等村，是齐桓公曾经屯兵的地方，明洪武年间任、陈两姓从山西洪洞迁来，便在姓氏后面加“大营”二字立村。从这些村名来历看出，历代当政者一直把黄河三角洲这一地区作为布防驻兵、屯兵垦殖之地。

带有“灶”、“滩”、“盐”、“坨”等字的村名，永远地记下了海陆变迁的历史。“瞻银滩之星列，览积卤之弥望，通盐货于荆豫……” ，“盐滩四百冠山东，盘布星罗广池中……”，从这些描述黄河三角洲古代盐业生产的词赋诗句中，足见当时这一沿海地带的盐业之盛。《管子　地数》篇记载，“齐有渠展之盐”。渠展，在近代黄河三角洲起点的宁海一带。当年齐桓公称霸诸候时的主要经济基础——渠展之盐就是来自这一区域。明代中叶以后，制盐技术由煮盐为晒盐，盐业生产迅速发展。至清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，这一区域的三处盐场并为永阜盐场，场区东西宽达130华里，南北长120华里，446副盐池星罗棋布，5处盐坨分列大清河两岸。其盐产量位列山东八大盐场之冠。借傍河通海之利，一时舟楫如梭，商贾辐凑，食盐经大清河远销鲁西北、豫、苏、皖等省区66州县。

清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一次特大海潮把大部盐池冲毁。次年，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兰阳三堡决口，夺大清河自利津入海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黄河东决西溃，两岸盐池淤没无存，漫漫黄沙掩埋了昔日的繁华。但因立灶煮盐（一说熬盐）、平滩晒盐、盐官、盐商而建立的村落、入籍以及它的名称，依然在传递着先人们的脉息。

黄河口一带把以熬盐为生计的人家称之为灶户。谢家灶，位于近代黄河三角洲西北部，先是刘姓在此立灶熬盐，得村名刘家灶。后有一名姓谢的举人迁来居住，更名为谢家灶。带“滩”字的村多与盐滩有关。位于三角洲中部的双滩村，清咸丰十年，灶户徐天泉在此开出了两处盐滩，得名双滩，又称鸳鸯滩，后被黄河淤为壤地。寿光县（东营市南）移民迁来此地建村，便以双滩为村名。虎滩嘴，原为一处大盐滩，因状似虎嘴，建村时取名虎滩嘴。带“盐”、“坨”字的村庄，则是盐池较为集中的地方或存放点。随着历史的变迁，有些过去带灶、盐、滩、坨的村庄也有改作他名的。这些村庄星星点点散落在近代黄河三角洲上，倘若在地图上用线连起，竟也与古海岸线相差无几。沧海桑田，几百年过去了，小村依在，但大海却退去了几百里。

长期而发达的盐??之利”的宽乡，纷纷在此落户入籍。如利城西街纪氏，原籍为浙江杭州府仁和县，明初官封。利城许氏祖上为淄川盐商，于明初在利津宁海盐场录籍。还有以晒盐为业而迁、刘，北岭乡的岳、薄、盖，汀河乡的任、林、pan>

新淤地上那些带“林”字的小村，见证了年轻的共和国开发建设黄河三角洲的雄健步伐。1947年黄河重归山东故道时，黄河尾闾入海分为三股，自北向南分别由神仙沟、甜水沟、宋春荣沟入海。由是便有了一大一小两个孤岛，北为大孤岛，南为小孤岛。1952年在入海口处小口子实施了黄河第一次人工改道，黄河单独由神仙沟入海，大、小孤岛合为一体，为开发奠定了基础。新淤地土质肥沃，荒草遍野，树多林密。榆、柳、槐、杨，满坡皆是，像是为年轻的共和国献上的一份厚礼，这方富饶的处女地极具美好的开发前景。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先是在这里建立了孤岛林场，先后两次从鲁西南迁移灾民在此建村安置。确定村名时，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“林”字。如1952年从山东阳谷、梁山迁来的村民，建村时正值孤岛林场初建，取建设林区之意，村名为建林。护林村则是因为村址位于一处护林站而得名，取爱护林木之意。从护林向东是广林、青林、幼林和义林，还有新林、富林、增林、利林、兴林、保林…….在大孤岛这片肥沃的新淤地上，可以说是无林不成村。繁茂的野生林和生机勃勃的人工林，形成了黄河口生态最佳时期。1960年3月8日，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黄河三角洲视察，他一下车就对这沧海变桑田的特有风貌感叹不已：“真没想到你们这里还有这么个好地方！长江有个三角洲，出了个上海；你们这里有黄河三角洲，也可以建个新上海。”激动之余，欣然命笔：“黄河万里送沃土，渤海健儿奋双手，劈开荆棘建新舍，定教荒岛变绿洲。”他似乎看到了黄河三角洲的未来。但他也许没想到，在他亲手栽下几棵小叶杨以后的几十年里，这方希望的田野未能躲过一连串的人祸天灾，随意采伐、毁林种粮，加之七十年代初以来的黄河断流、土地泛碱，黄河口生态急剧恶化。题词犹在，绿洲疮痍，再看看那几十个带“林”字的村庄，大多已有名无实了。

带有“屋子”的村名，总给人一种偏僻荒凉的感觉。黄河口百年间形成的大片新淤地，为遭受天灾人祸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周边农民提供了一线生机。当政者为了安抚灾民也看中了这荒无人烟的黄河入海口，象征性地收取点费用，鼓励人们前来开垦。如明洪武年间有“……民众垦田，免赋三年，给钞二十锭，以备农具”的规定；清代推行劝垦政策，或“不征田赋”，或“给工本之资”，到了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又规定不论当地还是外来民众，凡报垦者，均发给领单、验单，每亩有少量收费，意在鼓励垦荒。为了生计，受灾难民背井离乡来到这茫茫荒原，寻一方肥庾之地，就地垒坯搭一处柳、杨为檩、苇草盖顶的简易房，当地人叫做屋子。然后在屋子周围开出一块块田园，作物以大豆、高梁为主。虽然时常受着海潮、飓风、土匪的威胁，但肥沃的土地，较好的收成仍吸引着无家可归的人们，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歇，一代一代延续下去。这些村庄的最初形态多为一、两户，年复一年，草屋多了起来，渐渐形成了村落。星转斗移，有些村庄已去掉了“屋子”二字，但就其方位和他们的村史来说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前，仍是一、两户人家的屋子。如果第一位在这里垒筑草屋开荒种地的主人姓张，这个村就叫张家屋子，其它如常家屋子、宋春荣屋子现在还是这样叫着。解放后，土地收为国有，黄河入海口新淤地划分给地少的村队耕种，这时又出现了一些以村或生产队为名的屋子，如利城屋子、七队屋子、前关屋子等。这些屋子与其他屋子不同，仅有数间，住在这里的人们收完庄稼就走，明年春天再来。还有一些以原籍地为村名的屋子。如1945年河北盐山县刘清玉迁来黄河三角洲垦荒，其住地称为盐山屋子，既带有浓浓的乡情，也说明了黄河三角洲上的拓荒者既有当地和周边县区的人，也有其他省份的。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。以“屋子”缀尾的村庄早已改变了容颜，但新的“屋子”又会在最年轻的新淤地上出现。不过，那不再是用苦难的泪水筑成的小屋，而是新淤地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黄河口的村名丰富多彩，风格迥异，既有显明的移民特征，又有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。除去以上例举的村名，还有以古代帝王将相驻地或古迹遗址命名的村名，如广饶的桓台村，利津的南望参村；有以民间传说为村名的，如双井村，戈武村；有以土质、生态地貌为村名的，如十家碱场、沙窝于家，割草窝、荆条岭；有以河、海、码头、树木花草为村名的，如临河、宁海、南码头、柳行高村；有的村名起得非常文雅吉祥。如薄家庄原分为福寿、康宁、维新、和平四街，后来又成为四个行政村，展示了当初村人那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光前、裕后两村前后相连，村名分别出自《书经》和先贤名言，意为增光前代、造福后人之意。

大自然造化之神工，孕育了黄河入海口这方神奇的土地，赋予了东营市近2000个自然村村名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这里的人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，带着不同的风俗，操着各自的方言，聚集在这黄河入海的地方。而那鲜活、灵动的村名，又似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组成了一部和谐雄壮、自强不息的民族团结乐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