妈妈的“年”

在我的记忆中，几乎所有的“年”都为妈妈过的！

小时候，我们盼着过年，因为过年就可以穿上新衣服，可以得到压岁钱，可以放鞭炮，还可以吃到平时很少见到的各种好吃的东西。可现在想来，我所有的记忆中的“年”，都是为妈妈过的！这也是我近来对于“年”的深刻的感受。

过年，作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形式，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华夏儿女子孙的血脉，而妈妈对于“年”的理解和期许或许更多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进入腊月开始，妈妈就筹划着“年”了，做着各种过年的准备。先是“扫屋”，要把沉积了一年的所有的灰尘，统统清扫干净，期待一个新年的崭新的开始。

然后就是跟着妈妈去集市上挑选年画。年画，不是木板彩印那种，而是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光辉剧照。有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愤怒地扯着大粗辫子的，有李玉和高举“红灯”的；有《沙家浜》中郭建光在芦苇荡坚持敌后斗争的，有阿庆嫂察言观色，提壶续水，巧妙周旋的；有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，少剑波和小常宝等形象，这些革命英雄确实激励和教育过一代人。

我们过年穿的新衣服、新鞋子，自然早就在妈妈的筹划之中了。在那样一个生活比较艰苦的日子里，我们过年总能穿上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。妈妈总是提前比量我们年年长高的身体，每年都是琢磨着时兴的样子，买来《上海服装裁剪》，按照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的样子给我们做衣服。深夜里，铺满桌子的布料、裁剪用的纸样子、剪刀、尺子、粉饼，以及缝纫机的“哒哒”声，伴随了妈妈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！妈妈做衣服，总是有自己的创新，总是能根据自己的审美，做出局部的调整。或者口袋有点弧度，或者加个沿条，或者在后背增加一个装饰，或者在领口增加一点敞开的尺寸，妈妈的辛劳和独特的审美观念，装点了我们少年的幸福时光。

妈妈的年，大致就是程序，尤其是在大年三十的午后和晚上，都是按照程序去做：要准备年夜饭的各种菜品，要包水饺，过午的后晌开始祭祖，要给冥界的祖先送“年”。先是把冥钱纸“花”好，然后在上面鉴上钱的印记，再按照正常写信邮寄的方式，分别写好先人的名字和地址，来到适当的路口，送给在远方长眠大地的祖先！并且还要念念有词，表示恭敬、祭拜和过年各种祝词……

然后回来就贴上春联，天色傍黑，就开始放鞭炮，庆贺年的到来，期盼着新的好年景！这些程序都是在妈妈的亲自“督导”下，一项一项地去办，不可以错的，然后就做一桌子菜，都要喝一点酒，看春晚节目，说着家常，再给远方亲戚致电话拜年、问候……

妈妈总是在除夕夜里最后一个休息，总是在我们都睡下以后，她再扫地，擦拭桌椅、沙发、花卉、茶具，以及第二天早上用的各种糖果、瓜子，都整理装盘，接待来拜年的人们。

直到现在，妈妈满头银发了，可是对于年的要求没有任何降低，所有的程序依然如故，依然是“扫屋”，擦窗，动手扎制花卉，剪各种窗花，当满街流行红灯笼的时候，妈妈也去买来6个大红灯笼，一溜地挂在走廊的过道里，烘托着“年”，烘托着节日的喜庆……

这就是妈妈的年，“年”都是为妈妈过的，正因为有妈妈，正因为可以守着妈妈过年，“年”才这样充实，这样美好，这么温馨，这么幸福，才有了对于“年”永远的期待！（刘策源）